自媒体时代，记者还有什么价值？——写在“记者节”之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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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8日。又到记者节！

今年的记者节，来得比往年更猛烈一些。朋友圈一大早就刷屏了，记者圈的、公关圈的、新媒体圈的、运营圈的、大数据圈的，都在发表图文表达情怀。其实我知道他们想的是：矫情一次是一次，说不定过两年，记者这个物种就没了。

记者节和教师节、护士节并列为仅有的三大职业节日。其存在不过如同濒危动物进入保护名单。今天的记者，确实已经濒危了，业务是断崖式下降，人生也处于悬崖边。钱钟书老先生的“活在人生边上”，真是媒体圈的人生篇章的预告。

作为一个党报出身的高级记者，我在1999年正式进入了媒体圈，完整度过了传统媒体的全盛期、平台期和今天的衰落期，十多年的采访编辑一线，历经了报纸、门户网站、新媒体、网络舆情、移动互联网等各种媒体业态，两年前又以“旋转门”身份进入重点新型智库至今，应该说，我对于媒体领域有相（jue）当（dui）的发言权。

传统媒体的衰落，是各种时代的技术的趋势的各因素综合的结果。过去数十年，无数优秀人士进入了媒体圈，如今传统媒体版图大大缩小，如同失去了曾经的大陆。很多人开始离开这个行业，他们是黄埔毕业生，将以种子选手的身份推动中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。留下来的人们挤上叫做“媒介融合”的小船，飘向新媒体的蓝色海洋。前路漫漫，茫茫未知。

但是记者依然是社会最活跃的群体之一。在可见的未来，这个职业也不见得会真正的消失。或者说，媒体传播这个行业不会消失。正如铁路，从内燃机车到今天的高铁，这条轨道一直都在。新媒体时代，其实大大拓展了媒体的边际。我们看到当今每一种新技术都意味着一种新的传播媒介的诞生，这正符合了麦克卢汉“媒介即信息”的论断。

传统媒体的衰落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“中介属性”的衰落。过去时代，任何信息和公众之间，都需要经过媒体这个社会节点，媒体靠着“买路钱”变得发达。但如今，每个信息主体都在娴熟地运用微博、微信和客户端等新媒体，他们不再需要传统媒体作为信息传统的中介，而选择直接面向受众。这正是网络社会的扁平化的特征。如同一旦电商可以直接面对客户，各种实体商铺就遭遇了实质性的打击。

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拥有了自己的推特作为信息发布的主体阵地，他就有了十足的底气和《纽约时报》等传统媒体唱对台戏。

信息世界距离人类本体愈来愈近，甚至可以穿戴在人的身上，但它永远也进不了主体的内部，这中间的距离，就是媒介的生存空间和理由。

但媒体的必然性，并不证明记者的生存必然性。我们看到，如此众多的新媒体“两微一端”的小编，都无需记者证而存在。2000多万个微信公众号，数百万个头条号，其中无数的自媒体，他们的UGC内容，更是成了新媒体平台的重要来源。他们无需专门的采访和编辑的高深技巧，甚至很多微视频的作者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。现实也正如大家所见，记者的生存环境愈来愈逼仄。

我们这个时代，表面看是新媒体时代，但实质是个自媒体时代。新媒体给每个个体赋能，从而让每个人都成了发声的媒介。

我们深处的这个时代，自媒体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。自媒体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。

也因为自媒体的广泛存在，也使得我们的信息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成了：人们追求真相的美好需求和信息传播不均衡、不充分之间的矛盾。

我一贯的看法是，自媒体是中国社会的早产儿。

在中国社会并未发育成熟的时候，自媒体时代轰然而至，由此带来的后遗症是非常巨大的。

一个社会成熟的重要标志，就是有社会共享公认的主体价值观，一个成规模的中产阶层，从而形成稳定成熟的社会心理。就从这前两个条件来说，中国社会恰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。

我们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，国家和社会两大板块就出现了分离的倾向，社会共有的价值观就开始破绽百出。威权时代的思想，遭受了市场经济的很大冲击。在这个洗礼的过程中，有的人坚定地保留了信仰，有的人大脑出现了信仰空白，还有的人接受了外来思想。

那个时代社会共享价值观分崩离析的一个重要标志，或者说一个重要表现，就是爆发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“FLG”事件，受众如此众多，影响如此之光，令人瞠目结舌。那么多的老知识分子虔诚地选择跟随了一个教主，令人感到匪夷所思，唯一能解释的就只能是信仰出现了巨大空白，异端思想趁虚而入。

此后随着市场经济愈来愈壮大，社会愈来愈成长，人们的思想自然而然地转向了马克思所说的“金钱拜物教”。

其间，主流媒体丝毫没有放松对社会的教育和引导，出台了很多版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主流价值观、精神文明标准，宣传活动也是铺天盖地，可是效果正如我们所见，这个领域留下了数目巨大的标语口号，可是宣传效果难说，相反，金钱拜物思想进一步高歌猛进，长驱直入。

我们今天所有的道德滑坡、共识缺乏的社会现象，都可以追溯到上个实际80年代的那场国家、社会之间出现的巨大分离，以及国家对于裂痕弥合的无力、无效。

虽然马克思表达过类似的看法，那就是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以牺牲道德为代价，但是我们时代的问题是，旧的传统的道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新的道德却至今未见再造成功。人们的精神家园依然是震后的废墟，在这废墟之上，我们可以依稀见到美国的麦当劳、肯德基、好莱坞等美式价值观载体。主流媒体一直进行重建的努力，可是由于话语和修辞的问题，很难春风化雨、深入人心。

近年来，“中国梦”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共识，是中国精神文化领域最大的IP，也使得新的主流价值观渐渐露出雏形。但是在短期内，人们需要的是更为接地气的可以亲手实践的价值观。

我一直想建议的是，我们需要重提“劳动致富”这个口号，重塑为中国社会浮躁心理下的凝聚社会人心的主流价值观。这是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“中观价值观”，它可以在实践的层面，再造我们的精神家园。既可以向上承接一代人难忘的红旗飘飘的光荣岁月，又可以向下开启劳动创造财富的又一个伟大的十年。

遗憾的是，就在旧道德已破、新道德未立的这个时代，在人们思想体系依然空白的时代，自媒体时代就突然降临了。

如果有主体的主流价值观，我们可以追求思想体系的丰富性，以多元来拓展思想市场的边界，我们也无惧多元思想冲击社会的主体稳定。

但主体的主流的价值观才见雏形，各种纷纷芸芸的零散的思想、观念、看法、观点都踏着自媒体的祥云，飘然而来。

我们看到微博舆论场的板砖横飞，唾沫乱飞，绝不是偶然的，它是国人在没有共识、道德和价值观的形势下、大家又都要表达个体的一己之见而必然出现的乱象。

没有高度统一的价值观，也就很难指望出现高度文明的知识分子。我们今天的很多名人，不再是知识和优雅的代表，不是我们民族的知识和文明所能达到的金字塔尖，而常常是骂架和吹嘘的能手。他们是我们时代的耻辱和污点。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所谓意见领袖和草根大V，很多是典型的文革意义上的名人，依靠对骂、约架，依靠抓住众人的眼球来实现了聚焦，最终成为了所谓的名人。他们不再是道德和知识的化身，只是互联网时代流量的入口，他们借此导流给电商、房地产商，从而实现个体的流量变现。

由于没有统一的价值观的指导，从无数个体发出的声音，混杂着惊人的幼稚、肤浅和自以为是。还有很多公众号貌似公允的观点和评价，其实背后不过是为某种产品站台和背书，贩卖着私心。更何况，我们今天很多拥有巨量粉丝和关注者的名人，其前身是脱胎于房地产商、财富英雄和工业流水线上包装的明星，很多并不足以成为道德和文明的代表。

我为什么说，记者可以成为这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一个定海神针？而这也是记者在自媒体时代的价值所在。

记者从来不是一个自由的自媒体人，他们常常从属于一个组织和体制，背后有文化和价值观的支撑。他们常常带着镣铐跳舞，在个体见解和社会共识之间达到最大的平衡。

互联网虽然提供了信息的自由流动的平台，但是这个由技术赋权的平台却存在一个天然缺陷，就是它们不是民意赋权的平台和机构，因此缺乏足够的公信力。人们在网络上看到了某个说法，总是需要在多个来源之间反复寻求证实和证伪。但是传统媒体报道的（包括传统媒体的“两微一端”），人们所见即所信。传统媒体依然享有巨大的公信力。

这种公信力赋予了记者足够的价值观影响力。也使他们负有文化和价值观重建的使命担当。在纷繁复杂的思想自由市场里，人们往往更为重视来自媒体的声音，他们也常常是思想迷雾中的灯塔。虽然眼下的媒体确实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变局，但是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来看，这种新媒体的冲击却是常态的、变动不居的，并非为我们时代所仅见。因此，我们无需对于眼下的媒体颓势太过悲观。我们看到的是，各种脱胎于老媒体的新型媒体正在冲击中渐渐成型。

我的判断是，大约再用5到10年的时间，新媒体乱局将稳定下来，成熟的主流价值观也将慢慢形成，社会也将不再如此浮躁，中国也将冲过这段惊涛骇浪的剧烈社会转型期。

这是个最坏的时代。这是个最好的时代。

这是个可唱1000年的口水歌。

重要的是，要在这尚不美好的时代里，看到最好的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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